戚可名，山东威海人，1944年5月7日出生于辽宁营口，著名整形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1970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1970—1978年在陕西凤县基层卫生机构任外科医生。1981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工作。1998年12月至2001年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院长、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2002—200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兼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5月起兼整形外科医院院长（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获“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1995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整形美容外科临床近五十年。主编《整形外科手术学》《整形外科临床操作技术规范》等十余部专著，发表专业论文150余篇，获国家专利4项。2001—2005年任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2001—2006年任《中华整形外科杂志》总编辑，曾任世界整形再造外科联合会中国区秘书长，北京市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会长。

访谈节选

立志做最好的医生

傅谭娉（以下简称“傅”）：戚院长好，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戚可名（以下简称“戚”）：我叫戚可名，1944年5月7日出生，是山东威海市人。

2003年，一位首长到北京协和医院视察，我和邓开叔[1]书记等几位同志接待。首长突然问我：“戚院长，你和戚继光[2]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一愣，回答说：“听老人讲，在明朝的时候有位将军戚祥[3]，受朝廷调遣到山东蓬莱戍边，成为在山东姓戚的第一支。他的第六代孙是抗倭英雄戚继光。从戚祥排下来，我爷爷是第十六代，我是第十八代。从戚继光排下来，我是第十二代。当然，这些都是祖上作出的成绩，我们后代应该继承发扬，不能给祖宗丢脸。”

傅：您是什么时候确立的从医志向？

戚：我的家庭是很特殊的。1947年，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得肺结核去世了。不久，父亲也出国谋生去了。我被送到北京，和爷爷一起生活，靠父亲寄来的生活费过日子。大学一年级时，爷爷回到了山东老家，我就一个人在北京飘荡，没有家。

▲ 1963年，戚可名与爷爷留影

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母亲得肺结核去世了，父亲也得过肺结核，身体也不好，这个当时看来的不治之症，我要把它攻克，所以我要学医。

要学医，而且要做最好的医生。别人治不了的病，我能治！当时最好的医学院是协和，这是全国唯一的八年制医学院，也是最难考的。我立志一定要考上！

因为从小学开始心中就有了一定要考上协和的目标，所以我就很努力地学习。打小开始，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因为学习和各方面优秀，我被两次保送，1960年开始在北京市第五中学读高中。当时，我被选为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还是校运动队的队员。

宣传部长负责“红五中”板报工作。我们每周一期，用粉笔写字、画画，把十几块大黑板的板报办得有声有色。我还有“发明创造”，先是给全校几十个班级每班选出一位小记者，让班级小记者先写出文章来，我们再组织到板报上；然后向校领导提出，每天上午10点课间操后，给我们10分钟播放“红五中”广播。每天一篇文章，校园气氛非常活跃。

高中时我是校运动队的，跳远、跳高成绩好，有机会高考加分。一次，老师问我需不需要加分。得知医学院校不招体育特长生后，我就放弃了，对老师说：“我还是想学医，就不要加分了。”

特殊年代的大学生

傅：您是什么时候考上的协和医大八年制？

戚：1963年考上的。当时不叫协和医学院，叫中国医科大学（后文称“协和医大”）。后来又改了很多次名字，实际上都是协和医学院。我们先到北京大学报到，在生物系上三年。当时黄家驷[4]院校长、章央芬[5]教务长还到北京大学还去看望我们。因为我中学做过团委宣传工作，所以大学老师让我担任生物系医预班团支部书记。

学校就是我的家，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团支书的工作中去。不久后，被选为生物系学生会副主席，一年多后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所以，我在学生时代一直都在做学生工作。

傅：在北京大学医预班时，您有什么样的经历？

戚：当时学习很紧张，我还参加了运动队。过了不久，大约是1964年，我们那一级学生都下放到农村和城乡交界的地方，做社会主义教育宣传，搞社教运动。我所在的工作队在北京朝阳。当时队里的年轻队员都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了，唯独我不能，因为我有“海外关系”，父亲在海外。又因为表现不错，我被升为工作队的副队长。再后来，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作队全都撤回了学校。

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医学院学习的呢？

戚：到了大三，同学们都在北京大学闹革命。我心想，这不行，我们是学医的，必须要回协和医大。我们班就与协和医大取得联系，要求回东单。可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地方住。我说：“在实验楼的地下室铺稻草、睡地铺，我们也回去！”医预班大二、大一的同学看到大三的回来了，也跟着呼啦啦地回来了。幸亏我们当时回去了，否则的话，北大就分配了，我这辈子就当不成医生了。

1967年的时候，我和协和医大几个同学，与贵阳艺术学校的学生，凑了十几个人，从北京背着背包步行2000里地，一步一步走到延安，最多的一天走了140里。同学们一路走、一路唱歌，每走到一个地，就做卫生知识宣传。

▲ 1967年，戚可名（后排右二）与同学步行抵达延安

从延安回到北京后，我与协和医大、协和护校的几个同学加入到卫生部医疗队，到了甘肃张掖和酒泉，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给老乡们宣传卫生常识。我们开始学针灸，为农民和牧民扎针灸。

半年后回到北京，卫生部通知协和的医疗队员不要解散，专门组织我们办了一个“6·26病房”，为进城的贫下中农患者服务。因此，我们几个参加了医疗队的同学有机会为患者服务。

▲1968年，协和医大三年级同学合影。戚可名（后排左一）

跟着协和教授学真本事

傅：“6·26病房”如何运转，您在这期间学到了哪些知识技术？

戚：“6·26病房”依托医院急诊及临时病房，专为贫下中农患者服务，再根据病情转到医院各个病房继续治疗。因为医疗队缺牙科、皮肤科和麻醉大夫，所以我这一年多重点在皮肤科、口腔科和麻醉科学习。

在口腔科，我学会了拔牙，全口的每颗牙怎么打麻药、怎么拔，都学会了。在麻醉科，我学会了硬膜外麻醉等各种麻醉方法。在皮肤科，我跟着李洪迥[6]教授出门诊。

当时李洪迥教授被“打倒了”，我们处境类似，他毫不保留地指导我。跟着李教授，我学到了很多。每来一个患者，李教授都先问我诊断是什么。渐渐地，90%的患者诊断，我都能答对。

▲李洪迥教授出门诊

有一天，门诊来了个50多岁的女患者，称自己得了怪病，每年冬天身上发痒，看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吃遍了抗过敏的药，打了很多的葡萄糖酸钙针，都不管用。

李教授问：“小戚啊，你看这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这怪啊。”李教授又对患者说：“我不给你开药。你肯定有一件毛大衣。”患者说：“教授，您怎么知道？”李教授说：“你回去把所有药都停掉，把大衣扔掉，过两个礼拜再来。”

两礼拜过后，患者回来复诊了：“李教授，您可真是不用任何药给我把病治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呀？”李教授转问我：“小戚，什么原因啊？”我说：“她肯定对毛大衣过敏。”李洪迥教授又问患者：“你的毛大衣是咖啡色，还是什么色的？”患者更吃惊了：“对啊，就是咖啡色的。”这时李教授才揭晓答案：“那咖啡色是染的，你对染料过敏。把大衣扔掉不穿了，你的病就好了。”

我当时心里无比佩服！这让我知道，好的医生不一定用好药才能治好病，不用药也能把病治好。就像打仗一样，不需要上阵杀敌，让敌人自己投降，兵不血刃，这才是最好的指挥官！

傅：还有哪些协和教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戚：一次，我跟着曾宪九教授做一台贲门癌及剖腹探查术。曾教授对我讲：“小戚，剖腹探查不要上来就摸瘤子，应该先从没有瘤子的地方依序检查，不能先入为主，把其他地方忽略了。”

▲曾宪九教授带教手术

还有一次，曾宪九[7]、吴蔚然[8]教授做脾肾静脉吻合的大手术，我是助手。这种大血管吻合的手术需要用三翼钳——前边三个夹子，把两个血管夹在中间，互相吻合。那时候，手术室的器械都旧了，钳子是松的。手术中，眼看着一根血管溜了下去，血呼呼地就涌上来了。我当时吓得直冒冷汗。但看看两位老教授，非常镇定，手不抖，心不慌，精准地处理，病人抢救过来了。这次手术让我明白，一个大夫一辈子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必须要有定力，安稳地处理。曾老、吴老这种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手术作风影响了我一辈子。

走进大山里的小村医

傅：您大学毕业后去了哪里工作？

戚：1970年，协和医大毕业分配，所有的学生下基层，到边疆、农村去。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凤县又把我分到双石铺公社卫生所。

从北京出发前，我把手里的钱全都买成了各种旧教科书，用大木头箱子装起来托运到陕西。

好不容易到了公社报到，卫生所安排我住在10里外的兴隆场村。我住的是个草房，房里有一个破炕，炕头连着一个大锅，锅边就是猪圈。我就每天住在熬猪食的大锅旁边，跟猪睡在一间屋子里。猪也饿得慌，晚上不停地叫、互相撕咬，吵得我根本睡不着觉。后来没多久我就习惯了，不管猪怎么闹，都能睡着了。

吃饭是上老乡家里吃“派饭”，每天只有两顿，上午9点和下午4点，365天一个样，都是搅团。搅团就是棒子面搅到水里和匀，煮成稀糊糊，冷却后形成的冻。吃的时候浇上浆水、酸汤或辣椒面。我第一次吃搅团时就像平常吃饭一样嚼着吃。老乡看到后笑起来：“戚大夫吃搅团还嚼嘞！”我才知道，搅团是不用嚼的。

公社有十几个大队，都在山上。我的工作任务是去各个大队发卫生宣传材料，从老乡家里收鸡蛋，交回公社。我每天就背着鸡蛋，背着宣传材料，拿着听诊器，往一座座山里走。每天只有两顿搅团，饿了也没东西吃，就一路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往来于各个生产队。

有一次要去最高、最远、最偏僻的一座山里的青峰院大队。上午10点钟出发时阳光灿烂，我认为能走到那儿。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下大雪了，到处白茫茫的，路看不见了，我迷路了。到了夜里，我看到山上有一座破庙，打算去里面躲一会儿雪。坐在破庙里，我又冷又饿，棉袄被冻成了一个硬壳。我想：“这不行，非得冻死不可，继续走。”我就在黑夜的风雪里一点点挪动着步子。天蒙蒙亮时，我终于看到了一间房子。敲敲门，开门的是位赤脚医生，我说：“这下可是找着救命的人了！”赤脚医生说：“别着急，今天我给你弄顿好吃的。”他给我下了一碗热面条儿，哎哟，那是我这一辈子吃得最难忘的一顿面。

傅：公社卫生所除了卫生宣传，还开展治疗吗？

戚：公社卫生所只有我一个年轻人，此外还有老中医、老草医。我在卫生所给老乡拔牙，但是没有麻药，我就动脑筋了。老草医经常说：“腰酸腿疼可以吃祖师麻，还可以吃金牛七和铁牛七。”我想起来他的话来，就把一块祖师麻，一颗金牛七、一颗铁牛七泡在酒精里，用浸有药液的棉球敷在患者病牙周围30分钟，再拔牙时，患者疼痛即可消除。用这个自创的“土麻药”，我顺利地给老乡们拔了好多牙。

▲ 1978年，戚可名与爱人冯雪英在陕西凤县留影

学子“回炉”

傅：您1973—1974年曾回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习，这是怎样一段经历？

戚：1973年，我到陕西工作已经三年了。一天，我收到了黄家驷院校长和章央芬教务长的信，说医院准备把协和医科大学的同学都召回去“回炉”，因为这批分配的学生没有学到本事，派到农村去是对贫下中农患者的不负责任，所以要把大家召回医院，再好好学一年。

▲章央芬教务长

我是召回的外科班班长。“回炉”一年的前三个月是做基础工作，在病房里打扫卫生、打针、抽血。在手术室学习时，当时的护士长是曹玉华[9]，她英文很好，说话轻声细语，我们与她特别亲。

一天一大早，我老远就看到曹护士长，挥着手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护士长，早上好！”曹护士长很高兴，但是不回应，只笑呵呵地慢慢走到我跟前，说：“小戚大夫，谢谢你的问候。在医院治疗区，工作人员之间讲话，只要在一米之内能听到就行了，不需要那么远地大声说话。”她的一席话让我一辈子记忆深刻。病人需要休息，医院需要安静。这就是协和的传统，协和的作风。

此后，我去过国内外的许多医院，每次我都会留意观察医院里的治疗区安不安静，这个细节能很好地反映医院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

傅：经过一年“回炉”，重返陕西后您又经历了什么？

戚：当地缺少麻醉医生，大小手术都用乙醚麻醉。我主动提出来会硬膜外麻醉，公社卫生所就给我买了需要使用的穿刺针，我们很成功地在地段医院完成了第一台硬膜外麻醉手术。这件事登了报纸，全县医务界都轰动了。

随后卫生局就把我从公社卫生所调到县医院，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干。一次，县医院做一台胃大部切除术，我是麻醉大夫。我在北京协和医院时曾给庄礼定[10]大夫做过手术助手，他做胃大部分切除术，针灸麻醉下，只需开一根香烟长的小切口，就能利落地把手术做下来。跟随他学习后，我们能立即辨认出空肠、回肠、小肠等解剖结构，掌握这类手术的方法和技巧。县医院的这台胃大部切除术不顺利，主刀大夫遇到困难，我就主动说：“你别着急，我给你帮忙。”结果顺利地完成了手术。这件事让县医院的大夫们对我刮目相看。

当地许多人患甲状腺肿，老乡们叫它“瘿瓜瓜”，那时患者只能上西安、北京等大城市做手术。“回炉”期间，曾宪九教授曾专门给我们外科进修大夫讲过甲状腺肿瘤的课。他当时拿着一本最新的外文书，直接用中文讲。因此在凤县医院工作时，我有信心在当地开展甲状腺手术。我的“一号”患者出院后，把切下来的瘤子挂在大竹竿上，举着杆子到医院门诊兴奋地展示，逢人就说：“这就是戚大夫给我做的手术”，引起了关注。我也自豪地和同事们说：“我是协和毕业的，怎么能不会呢？”

选择整形外科专业

傅：1978年您考取了协和医大的研究生，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戚：1978年，我收到黄家驷院校长和章央芬教务长的信。信中说，卫生部计划从全国抽调60个年轻有为的医疗骨干回北京工作，我和爱人冯雪英[11]都在被选中的名单里。看到这封信我们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

县医院收到调动通知后，在全县干部大会时广播：“播出一个好消息，播出一个好消息，我们县里的戚大夫和冯大夫调到北京啦！”当时县医院正在组织地方性甲状腺肿和计划生育手术队下乡，考虑到我即将调回北京，就安排我当手术队队长。我于是带领着2个手术队一共40多名医疗队员去到了黄牛铺公社。

▲ 1978年9月24日，凤县医院外妇科欢送戚可名（二排左六）

不久，我又收到了他们的信，说调动的事停了，通知我准备考研究生。这时距离考试只剩1个月了，我白天带着手术队做手术，只有晚上天黑了才能看书。住的地方只有一张床板、一个铺盖卷，没有凳子，也没灯。我就把铺盖卷起来当桌子用，搬几块砖垒起来当椅子用，再点上蜡烛，准备几根胡萝卜，一直看书到凌晨三四点钟。若遇到白天的手术病人出现了紧急情况，夜里也看不了书。利用这不到30个晚上的复习时间，我通过了研究生初试，接到了去北京参加复试的通知。

傅：您为什么选择考取整形外科的研究生？

戚：我很早就对整形外科产生了兴趣。我曾在协和图书馆看书时读到过宋儒耀[12]教授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他创新采用连续皮片移植法，很好解决了大面积烧伤患者手术的功能和美观问题。另一篇是他设计手术方法，为缠过小脚的妇女做手术，解决她们走路难的问题。救治烧伤伤员、解放妇女，都是很重要的工作，这使我认识到了整形外科的重要性。

▲宋儒耀教授的论文

傅：当时的整形外科发展如何？

戚：整形外科是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每次战争都有大量的伤病员，需要整形外科去治疗。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宋儒耀教授率领的整形外科手术队治疗了许多凝固汽油弹烧伤的志愿军伤员，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表彰，医疗队被授予集体一等功。整形外科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高度认可。1957年，整形外科医院建立，位于东交民巷。朱德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整形外科医院”题名。

当时中国的整形外科患者多、手术量大，相当一部分治疗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宋儒耀教授在东郊民巷的整形外科医院完成的狗腿断肢再植，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的器官再造、性别重建手术等。“回炉”期间，宋儒耀教授和李式瀛教授[13]带着我们治疗了一例被无轨电车压伤、一条腿上只剩下了肌肉和骨骼的脱套伤的青年。教授们先把皮下组织去掉，把移植的皮肤一整张包在肌肉上。过了两个礼拜，就完全活了。当时我们就在用反鼓取皮法处理大面积皮肤脱套伤了。

▲ 宋儒耀教授（左）、戚可名（右）

改革开放后，宋儒耀教授积极恢复整形外科医院。1978年10月10日，国务院五位副总理批示，在西山八大处原北京亚非学生疗养院旧址恢复重建整形外科医院。同年，我、黄金井和岳纪良考取了宋儒耀教授的研究生。当时宋儒耀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老楼7号楼2层病房有一小部分床位。我们3个研究生就一边跟着宋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一边到八大处收拾屋子，准备建院。整形外科医院在八大处的三栋楼，每栋我们都跪在地上磨过地面。有一天，我们3个研究生从北京协和医院带着7个住院患者一起，坐着大轿车到了八大处，在整形外科医院开了第一个病房。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北京协和医院就没有整形外科了。大约在2003年初，我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当院长一年后，又恢复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

傅：研究生期间您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

戚：那时宋儒耀教授买了一台单人单目显微镜，他亲自带着我们用小老鼠做血管吻合的显微外科实验。宋儒耀教授当时已经65岁，视力下降了，他就让我来缝合血管。整形外科医院恢复建院以后，显微外科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有一天，我们3个同学从八大处到东单的北极阁三条大院宋儒耀教授家里找他。宋教授听说学生们来了，不到一分钟就裹着军大衣出来了，连头发都没擦干，还滴着水，就来接待我们。他给我们定的研究生课题方向：岳纪良做全耳一次再造，黄金井做阴茎尿道下裂再造，我做腭裂修复。

毕业答辩时，我汇报了31例腭裂修复的情况。答辩专家表示，一个研究生能独立完成31例腭裂修复，那是不得了的事儿。腭裂修复的难度在于，一是术后很容易出血复裂，二是要达到恢复语言功能，手术技巧要求高。

研究生毕业后加入整形外科医院工作时，我又修复了很多小儿唇腭裂患者。当时腭裂修复手术都是用乙醚麻醉，用肾上腺素纱条填塞压迫止血，术后出血时有发生。我就想，难道没有比填塞止血更好的办法吗？当时已经出现了止血效果更好的电凝器，但电凝遇到乙醚会引发燃烧，所以无法用于口腔部位的手术。我就专门去找麻醉科主任，问他有没有更先进的麻醉剂。他告诉我，最新的氨氟醚效果好、起效快、还不容易燃烧，但是比较贵。我建议：“贵也进点儿，患者不容易出血，更安全。”此后，我们用氨氟醚麻醉、电凝止血，再加其他手术方法的改进，大大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这个方法也很快在全国范围推广开了。

傅：您参与了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的创办，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筹办经过好吗？

戚：开一次国际会议，办一本整形外科杂志，组织整形外科的学会，是宋儒耀教授的心愿，我们协助老师办成了。他曾经说，“我60多岁了，得靠你们。” 我们说：“没问题！”

▲第一届北京国际整形外科学术会议报道

1984年夏初，第一届北京国际整形外科学术会议在京举行。1985年，《中华整形烧伤外科杂志》创刊（2000年更名为《中华整形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成立。我也从第一届的普通会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杂志总编、学会主任委员。

最年轻的科主任

傅：您是什么时候走上科主任岗位的呢？

戚：改革开放后，整形外科医院发展很快，病房从1个一下子扩展到7个，需要提拔一批科主任。1985年，我成为当时医院里最年轻的科主任。

当时世界上兴起吸脂手术，但是吸除脂肪的再利用研究得很少，我就带了一位研究生做这个方向的动物实验。我们在礼堂后边圈起了猪圈，全科的大夫护士都来帮忙喂实验用的小猪。研究方法是从腹背部抽脂，再用注射器把自体脂肪注射到耳后，观察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和半年后移植物的存活情况。

做完动物实验手术，遇到问题了。麻醉后的猪长时间不复苏，时不时还出现呼吸停顿现象，需要人一直看着。动物实验手术后已经是晚上8点，再等猪醒过来，就到了后半夜。时间长了，谁也熬不住，怎么办？当时我们科的大夫、护士们都年轻，我就通知大家：“晚上8点，在实验室开舞会，跳交谊舞。”

到了晚上8点，动物实验做完了。我把录音机一开，除了值班的人，大家都来跳舞了。这样活泼热闹的环境下，手术后的猪醒得也更快了。我们一直把晚上的交谊舞会办到了实验结束。科里的气氛特别活跃、特别团结。

当时整形外科还没有手册类的专业书，我就组织科里医护人员一起编写了《整形美容外科手册》。1997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我们收到了4万多元稿费，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值钱。我们用稿费给全科28人每人买了一套西服、一双皮鞋，外加一辆自行车。

▲ 戚可名组织全科编写的《整形美容外科手册》

走上医院管理道路

傅：您何时起担任整形外科医院院长？

戚：1998年，整形外科医院院领导班子换届改选，那一年院长选拔采用了院内公开竞选和民意测验的办法。我是竞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担任过院长、副院长的科主任竞选人。竞选演讲当天，医科院领导到了现场，与整形外科医院全体职工一起听取了我们的演讲，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益于大家伙的信任，我当选为整形外科医院院长。

我上任时，整形外科医院运营遇到很大困难。干多干少一个样，渐渐地大家就能不干就不干。外科和手术是医院业务的核心。我首先抓了门诊手术室和病房大手术室的工作，鼓励各科充分使用医院手术平台资源，接着改革分配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采用多劳多得的方式，调动了全院的积极性，各项医疗指标大幅上升，得到了院内外的由衷肯定。

傅：您何时起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戚：2001年年底，我接到卫生部通知，任命我为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任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我是协和人，是协和培养的，这三年任期绝对不能无所作为。”我把每天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掰开来用，每一分钟都要有它的结果，否则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 就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傅：您就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后主抓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戚：首先就是要扩大北京协和医院的空间。那时北京协和医院空间实在太紧张了，医护人员的办公条件和患者的就医条件都很艰苦。急诊区域满地都是病号，医务人员都是一路小跑着去处理。门诊楼里人挨着人、人挤着人，空气更不流通。下午2点了，有的教授还在看上午的门诊号，从早上8点开始，不敢喝水，饿了就啃一口干面包，坚持出诊。

“北京协和医院的门诊楼建于1974年，当时是按照日门诊量两千人设计的，而目前日门诊量已达五六千人次。能不能把医院北边的一块地划归给协和医院，改善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环境条件。”我们积极向上级领导汇报协和的困难，得到了大力支持，就开始了今天北区门急诊和外科楼的谋划。

2002年，大兴榆垡镇邀请北京协和医院到大兴发展建设。我带着院班子到榆垡现场考察，地块就在公路旁，交通方便，一马平川，心想如果在这里建一个北京协和医院生物医药基地，形成东院、西院和大兴的三足鼎立格局，那么医院今后几十年的发展空间都不愁了。2002年11月28日，北京协和医院大兴区榆垡镇医教研开发基地举行项目签约仪式。

▲ 项目签约仪式

傅：请您给我们讲讲东西两院合并的经过？

戚：我在任整形外科医院院长的时候，就听说邮电总医院正在和北京协和医院洽谈两院合并。当时邮电总医院的院长是冯雪英，她是协和医大毕业生，也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过，同时也是我的爱人。但当时我们两人工作都很忙，交流时间很少，只是偶尔听说正在谈判。同时，北京大学医学部也希望合并邮电总医院，使其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接到了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任命。上任后，我马上开始推进合并事宜，顺利地完成了合并任务。2002年9月10日，召开了北京协和医院与邮电总医院合并重组新闻发布会。5天后，也就是协和医院的81周岁华诞前夕，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北京协和医院与邮电总医院合并重组大会。自此，北京协和医院就有了东院和西院，形成了东单和西单的两翼格局。

▲2002年9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邮电总医院合并重组新闻发布会

傅：除了改善空间外，您还抓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戚：协和人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奉献精神感染着我，我努力把医院发展好，提高医务人员待遇，让大家生活上无后顾之忧。

从急诊科夜班费开始，我们逐步提高医务人员劳动收入。我还提出了开放夜间门诊，鼓励专家们多出诊，为患者提供方便。

大家还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比如有人反映班车的问题，我和院班子去了现场，当看到老教授和职工们在寒冷的冬天一个个冷飕飕地下车，当即决定把老旧的透风班车换成空调车，让群众的上下班方便起来。

指挥SARS保卫战

傅：请您讲讲当年抗击SARS的情况吧。

戚：2003年春天，SARS来了，很凶猛。3月17日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了第一例确诊患者后，很快急诊发热隔离区就住满了，医疗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天，我开车从北京协和医院回家途中，电话响了，是卫生部一位部领导的电话。我马上把车靠边停下来，接听了电话。部领导问：“戚院长，北京协和医院东院的病房可不可以收SARS患者，西院可不可以全部改成SARS医院？”我说：“绝对不可以！东院有一千多住院病人、两三千工作人员，西院周围一墙之隔是学校、居民楼和政府机关。若是SARS在院内和社区传播开来，怎么办？”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又说：“我有个主意，整形外科医院原本就是为传染性疾病设计的疗养院，八大处这里还有另外2所疗养院。它们的建筑都是三层楼以下，楼与楼的间隔超过100米，在这里改建SARS医院最合适不过。”部领导听后说，好，就挂了电话。这时交警同志走了过来，冲我敬个礼：“驾驶证拿出来。您违章了，这里不能停车。”

几天后，我们就接到了卫生部的通知，把整形外科医院改建成SARS医疗中心。后来，北京协和医院又接管了位于中日友好医院的一个SARS重症病房，我们的任务就更重了，同时承担东院急诊、西院SARS病房、整形外科医院SARS医疗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SARS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我每天都开着车在这4个地点来回跑，腰疼的老毛病也犯了，上下车都很困难，晚上也睡不着觉，但是责任在此啊。

▲ 戚可名院长巡视SARS病房工作情况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感到无怨无悔。因为把住了这个关，没有出现院内感染的情况。欢送医务人员去重症SARS病房时，年轻的医生护士们排成一排，男同志不少都剃了光头，女同志也剪了短发，就是为了进出病房时方便。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啊，把他们交给我来照顾，如果出了事儿，我怎么能睡得着？

▲ 戚可名院长欢送前往SARS病房工作的医务人员

“这些抗击SARS的白衣战士，是人民的英雄，为他们怎么服务都不为过！”所以我每次去巡视的时候，都要仔细看看食堂。我们当时把中日友好医院对面的宾馆租下来，给一线医护人员住宿休息用。从SARS病房里出来后，他们浑身是汗、口干舌燥，说：“累得饭都不想吃。”我就要求在这里准备好各式各样的饮料、酸奶、冰激凌，让一线医护人员随便吃。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大桶里熬的白稀粥、上面飘着一层大红枣，一看就让人想喝。一线医务人员生活在这里，始终保持着愉快的心情、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体力。

▲ 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后勤保障

SARS对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考验。协和人以燃烧的激情、无私奉献的精神、严谨科学的作风、沉稳扎实的医疗技术，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代表了真正的协和水平、协和精神、协和传承。

规范医疗整形美容行业

傅：您担任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期间开展了哪些工作？

戚：当时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阵风”，一种叫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的材料，被用于乳房注射美容。中国公司购买了专利开始国内生产，很快推广开来，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也随之出现。

关于注射美容，整形外科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悲惨的教训，都是类似的情况。一次是石蜡油，另一次是液体硅胶。刚刚打进去时很丰满、手术操作简单、材料也便宜，但是这些注射物会在体内四散流窜，形成瘤子，大量妇女健康被残害，饱受折磨。

我坚决抵制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用于人体整形美容，并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不能用”，还讲了石蜡油和液体硅胶的例子，说历史教训值得注意。此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甚至还收到了法院的传单。

要坚持真理真的很难，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好在最终得到了公正的裁决。2006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停止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产、销、用，这就避免了中国女性健康的进一步损害。

全心全意办好医院

傅：您的退休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戚：退休时，我向组织提出，要自己办一个私人诊所。这独门独院的小诊所，经营得也很红火，民营单位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当过专科医院的院长、综合医院的院长，现在办最小的私人诊所，这都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财富。

傅：怎么才能当好领导干部，您的体会是什么？

戚：领导干部要出于公心、做到忘我，不要过多考虑个人。要全心全意地办好医院，把所有职工都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来对待，才能服众，树立医院良好的风气，才是真正的好干部。

傅：您对今天的协和有什么寄语？

戚：北京协和医院拥有一流的人才，代表着最高的质量，应当始终坚持严格的要求，发挥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作用，保持领先，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院，再创新的辉煌！

注释：

[1] 邓开叔，1943年出生，河北唐山人。1999—200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2] 戚继光，明朝杰出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3] 戚祥，明朝明威将军，戚继光先祖。

[4] 黄家驷（1906—1981年），江西玉山人，胸心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59年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

[5] 章央芬（1914—2011年），江苏无锡人，医学教育家。1938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同年参加新四军。1954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1961年调任北京中国医科大学教务长。

[6] 李洪迥（1908—1993年），上海人，皮肤病学家，一级教授。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住院医生、主治医生、教授及科主任。

[7] 曾宪九（1914—1985年），湖北武昌人，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生师、主治医生师、副教授、教授、外科主任。

[8] 吴蔚然（1920—2016年），江苏常州人，外科学家。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48—197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工作。1973年调任北京医院副院长。

[9] 曹玉华（1920—2020年），天津人。1944年毕业于重庆市歌乐山中央护士学校。1948年加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手术室护士、护士长。

[10]庄礼定（1937—1979年），广东普宁县人。196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任外科住院医师。

[11]冯雪英，1947出生，河北平乡人。1970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1982—198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7—1995年在卫生部工作。1995—2003年任邮电总医院院长。2003—2007年任卫生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主任。

[12]宋儒耀（1914—2003年)，辽宁海城人，著名整形外科学家。1939年毕业于华西大学牙医学院。1942—1948年留学美国。1948年回国任华西大学颌面整形外科教授、华西大学口腔医院院长。1951年，成立西南整形外科手术队，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工作。1952—1957年任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1957年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先后任院长兼业务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名誉院长等。

[13]李式瀛，整形外科学教授，曾于1990年12月—1993年5月任整形外科医院代理院长。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监制：吴沛新

主编：段文利

整理：傅谭娉

视频：杜禹甫

摄影：杜禹甫

摄像：靳 春 刘红瑞

审核：戚可名 龙 笑

编辑：傅谭娉 史真真

本文节选自戚可名教授3次访谈记录炒股如何放大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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